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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作者:admin 来源:城市活力新闻网 时间:2019-02-27
    近日,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约10个有条件、有基础且规模适当的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计划到2020年,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
  过期食品、废旧衣物、破损玩具……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大大小小的企业生产运营中带来的废弃物也在增加。建设“无废城市”,将带来哪些改变?还存在什么困难?
  超600亿吨的固体废物亟待处理“无废城市”什么样?居民有不同的理解。
  “垃圾先要处理好。”北京市民小程说,他居住的小区露天停车场里放置了3个垃圾桶。“垃圾桶没有人及时清理,每天早上经过时都是臭气熏天。更谈不上垃圾分类,就算我在家里做好了垃圾分类,到楼下垃圾桶也都混在一起了。”有关数据显示,全国600多个大中城市中,有1/4的城市缺少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
  “废旧物品最好能流转起来,而不是简单地一扔了之。”常州居民王女士说,家里有时会淘汰一些旧衣服、小电器等,直接当垃圾扔觉得很可惜,但又找不到人来回收。“比如各种充电器,接口不同,抽屉里放了好几个没用的,春节前全扔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告诉记者:“‘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如何有效利用废物、降低废物的产生、解决历史堆存废物,保证良性循环。”
  “无废城市”是一种城市发展模式,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方案》明确,“无废城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建设无废城市,有其紧迫性——
  快速的城镇化演进导致环境污染指数上升。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演进不断加快,城镇化速度甚至快于发达国家同期。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也带来了污染问题。“工业规模的扩大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的主要因素。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0%,综合利用量平均每年也增长10%。”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惠说。
  固体废弃物遗留堆存问题严重。蒋建国认为:“我国固体废物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工业固废的历史堆存问题较为严重,如何降低储存量是一大难题。”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统计,截至2018年5月,我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约33亿吨,历史累计堆存量超过600亿吨,占地超过200万公顷。2017年,北京和上海两地产生的生活垃圾均超过900万吨。除了产生量大、堆存量高,还有固体废物利用率不高、非法转移倾倒、处置设施选址难等现象存在,不仅浪费资源、占用土地,而且存在严重的环境和安全隐患,危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李金惠认为:“正是为了缓解环境质量现状与人民对优美自然环境需求之间的差距,‘无废城市’建设提上议程。”《方案》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总量趋零增长、主要农业废弃物全量利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水平全面提升、危险废物全面安全管控,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事件零发生,同时培育一批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骨干企业。
  产值有望达7万亿、带来4000万个岗位
  “‘无废城市’建设是当前我国实现经济转型、接力可持续发展、增强民生福祉的重要手段。除了能够提高固体废物的利用率,带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将激发市场潜力,带来较大规模的经济效益。”李金惠表示。
  ——环境效益。固体废物中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其本身对环境的危害不言而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就连处理固体废物这一过程,都会对环境产生危害。
  李金惠介绍:“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主要通过填埋进行处理,垃圾渗透液在这一过程中随之产生,其含有的高浓度有害成分,如果未经处理或未达标进行排放,会严重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和周围的土壤,甚至直接污染大气。”
  建设“无废城市”,从源头上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提高固体废物资源利用效率和无害化水平,其最直接的益处就是对环境的改善。变“垃圾围城”为“无废城市”,将改善人们生活居住的城市环境,有利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经济效益。蒋建国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易燃垃圾等固体废物相关行业已经具有万亿级的市场,‘无废城市’建设将会再次拓展市场空间,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指出,建设“无废城市”的潜力和潜在效益巨大,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产值规模将达7万亿元,带动约4000 万个就业岗位,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社会效益。固体废物的处置看似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实则息息相关。生活垃圾是固体废物中的一个大头,每年每个一线城市大约生产900万吨的生活垃圾。李金惠说:“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是长期实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建设无废城市,有利于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增进人们的环保意识。
  “环保路上,要学的还有很多”
  “无废城市”这一提法虽然较新,但我国在固体废物处理的相关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做出了不少积极探索。
  在贵州,开磷集团实现了以磷石膏、黄磷炉渣等“三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并已经在民用建筑、工业厂房、办公和广场等公共场所、公路、矿山井下充填等领域取得较好应用效果。在杭州,“虎哥回收”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回收垃圾资源利用率高达95%。在苏州,餐厨垃圾处理自有一套,已经形成了“属地化两级政府协同管理、收运处一体化市场运作”的“苏州模式”。去年6月,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垃圾计量收费模式,进一步推进了垃圾分类的实施进程。
  蒋建国认为:“目前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政府部门主管不同类型的废物,相互之间有交叉,造成了部门之间配合失调。同时,不同类型的固体废物之间差异较大,如何将其放在一个盘子里来管理,是一大难题。”
  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副主任臧文超介绍,在试点阶段,“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更加强调补短板。具体举措上,主要围绕理顺城市层面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循环利用的体制和长效机制下功夫,包括建立部门责任清单,集成国家单项试点可推广应用的制度,探索建立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等。
  建设“无废城市”,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十分关键。“这几年,北京大街小巷越来越干净,路边的垃圾桶变多了,还出现了很多分类垃圾桶。好措施如何用好,离不开咱们居民的配合。我特地从网上学习了一下日本垃圾分类的方式,比如牛奶盒要剪开、洗干净、再晾干才能扔到垃圾桶里。”北京人梁阿姨表示,在环保的路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此次《方案》也明确,要全面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具体而言,将进一步限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的使用,推动“光盘行动”进一步开展,推行产品生态标签和绿色标识等。随着全球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世界的城市都日趋同一化,不同文化传统对城市的影响日渐减少。人们衡量一座城市的好与坏,也成为了只关注高楼大厦的多少,GDP是否排在前列。
  虽然现在出于发展旅游的需要,很多城市也回过头来开始清理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但那也不过是为了给这座城市贴上一个特质的“标签”,如同博物馆里面的古董展览一样,只是流于表面的展示,其目的只不过是让外人更容易看到这座城市曾经的特性,从而让人们更容易记住这座城市。但过去的特性与现在的城市究竟有多紧密的联系,似乎并没有人仔细思索。于是,“乡愁”成为了很多城市类著作的主题,人们回望一座城市的过往,无非是表达对如今城市同一化的不满。
  王笛在最近出版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记忆》中,也对城市传统的消失产生了深深的忧心。在开篇中,王笛就感叹,成都的“气味还有,但是老成都的声音没有了,代之以街上汽车的喇叭声、商店促销的音乐声,以及跳广场舞的音乐声”,“成都像中国所有其他城市一样,味道越来越淡,文化变得越来越同质”。
  这本书是王笛在媒体上发表的有关“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文章”的集结,书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其实是让人们了解一百多年前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王笛曾留学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师从著名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专家罗威廉。之前,王笛曾经出版了《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和《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学术著作,去年出版的研究成都底层组织的《袍哥》,更是让王笛为大众所知。
  《消失的古城》一书写得通俗易懂,但是,其背后有王笛二十多年来研读成都史料的深厚积淀。与他此前的学术著作不同,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想通过研究获得某一个结论,而是在进行一种“理想”的“历史叙事”。全书有明显的现实指涉性,比如王笛写了一百多年前成都的小商小贩,他们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在街头出售商品”,并声称“小商小贩给城市带来活力”。此外,王笛还写了晚清时期成都政府对穷人的安置和对妓女的改造:政府会让一些乞丐进入工厂做工,从而结束流浪的生活,体面做人;政府也会对妓女的行为作出诸种限制,促使她们能够“从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遭受着近代化的不断冲击,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被迫进入世界体系,不断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变革。在内陆的成都,像百货商店(劝业场)、照相馆、人力车、汽车、自来水、电灯等也同样出现在街头。而警察的出现,也为规范成都市民不文明的行为作出了不小的努力,譬如警察会制止街道上乱撒尿的习惯、将打麻将界定为是一种犯罪,就连“性骚扰”,警察都会有比现在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戴枷锁示众一天等,对流氓更是使用“重典”,处以鞭刑。
  阅读这本书,会让人感到一百多年前成都这座城市的多样性,同时,当时的某些城市管理措施,似乎也可为当下城市所出现的问题提供借鉴。但是,我们要追问的是,一百多年前处在新旧交错之间的成都,真的就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味道”吗?王笛在后记中说,“历史和文化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但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本书里几乎看不到太多流传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
  王笛在这本书的开篇中提到了他与流沙河的对话。成都诗人流沙河曾经出版过一本《老成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民国学子的求学情景、地方名人、老庭院、老城墙等等。阅读流沙河的著作,可以体会到百年前成都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和场景,其背后有千百年来成都精神传统的支撑。然而,在王笛的这本书中,我们看不到太多关于成都传统文化、民俗的记述,只有《成都——三座城墙的城市》、《中国城市的自治传统》和《老城里的邻里关系》等几篇,后面更多的是描写近代化冲击下成都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王笛还专门写了精英如何批判传统是“野蛮”的,并呼吁加以改造的故事。在此前的著作中,王笛都强调“寻求下层民众的声音”,他说,以前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似乎仅仅是精英人物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我们看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声音”。因此,他强调,要在“公共领域”,即他所强调的“街头”中寻找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并了解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关系的。诚然,《消失的古城》这本书里确实让我们了解了一般民众在街头上的种种表现,但是,我们看不到背后作为成都人的传统精神和成都人面对城市变革所作出的独特的反应。
  相反,王笛在有现实关怀的文章中,提到最多的恰恰是与舶来的警察制度有关。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在《天津的近代:有关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整合》一书中,专门单设一章研究警察出现对天津这座城市的影响。他认为,警察制度的创立,改变了曾经的地方风俗。虽然有些落后的风俗应该得到转变,但是有些现在看来,延续千年的传统也被拦腰截断。
  因此,我觉得,王笛这本书在让人们了解过去成都生活面貌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也为当今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但将一百多年前人们的生活称之为“成都的味道”,我觉得未必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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